风出谷

中国人说的许多话，往往都有来头。
　　就拿“后来居上”来说，其原创者是汉武帝时的大臣汲黯。汲黯出道较早，苦熬多年才当上个主爵都尉；虽说只是负责授爵之类的杂事，却是“列于九卿”，享受正部级待遇。其时，同在官场上的公孙弘和张汤都还是“小吏”即办事员。然而，等到此二人一个官至宰相，一个当上了御史大夫，进入“三公”序列时，汲黯还在原地踏步。于是汲黯找到汉武帝刘彻说：“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，后来者居上。”此话着实不像臣子该说的话。好在刘彻有些肚量，听过之后，“上默然”，没搭理他。
　　 汲黯不能进步，要害就在那张破嘴，专门拣最高领导不爱听的话说。一次，武帝找来一帮文人商讨如何为自己歌功颂德，他老先生偏要插上一句：“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，奈何欲效唐尧之治乎？”弄得刘彻很是恼火，“变色而罢朝”。似这等乌鸦嘴，没有被撤职砍头，已算万幸，想要升官，根本没门儿。须知，要想后来居上，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让老大高兴顺心。
　　 中国还有许多话，则闹不清打哪儿来的。比如，与“后来居上”同具官运亨通之意，兼备权势显赫之色彩的“红得发紫”，就不知出自何人之口，故而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均未收录，因为没有说道。窃以为，能够说出这等话的，应为官场中人，且对中国服色制度颇为了解。
　　 中国过去服色，也有三六九等。按官方标准，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为正色，属高贵者，可用来制作官场礼服；绀（红青色）、红（赤之浅者）、缥（淡青色）、紫、骝黄，则为间色，因其驳杂，故而卑贱，只能用于官员的家居便服、背心裤衩，以及妇女、平民的衣着。不过，也有个别当权者喜标新立异，以间色为朝服。春秋时的齐桓公便是一个。《韩非子》记载：“齐桓公好衣紫，国人皆好服之，致五素不得一紫。”尽管齐桓公为当时的霸主，但其做法仍为正人君子所不屑。孔夫子就曾明确表示：“恶紫之夺朱也。” 因为如此这般，便会打乱上尊下卑的等级制度，造成社会混乱。圣人到底是圣人，看问题具有战略眼光。
　　 不过，中国的圣人所不知道的是，齐桓公之喜好，其实正与国际接轨。古罗马时期，皇帝、执政官、将军等有头有脸者，所穿袍服无不以紫为贵。当时的紫色染料，取自地中海深处的一种贝类的内脏，每个只能提取一两滴染料，从200只贝中获得的染料，干燥之后不过0.007克，因此价比黄金。这等珍稀之物，自然只有高高在上者才配享用，“恶紫之夺朱”论在此毫无市场。
　　 如果就色论色，比起黑白之类的“正色”来，紫色更为典雅华丽。故而，独尊儒术的汉代之官服虽然仍为黑色，但一些零部件已经以紫为贵。其时官员上班出行都要随身佩带印绶，以别等级。绶是丝织的宽带子，长可丈余，平时垂于腹前，一端用以系印。后来居上的公孙弘丞相和张汤御史大夫，按级别均可佩金印紫绶，而汲黯之流，则只有银印绿绶。难怪他老先生要耿耿于怀。
　　 隋唐时，紫色已正式进入官服序列，而且地位甚高。唐高宗之后，各级官员的服色标准为：三品以上服紫；四品服深绯，五品浅绯，六品深绿，七品浅绿，八品深青，九品则为浅青。绯即是红色。唐代三品以上官员，位高权重，职数有限，能够由红而紫，殊为不易。白居易有诗云：“有何功德纡金紫，若比同年是幸人”，其得意之情不难体味。白诗人在官场混了几十年，退休前终于当上了正三品的刑部尚书，自然要吟唱一番。
　　 要想红得发紫，还有速成秘诀。这就是千方百计讨得皇上欢心，由其发布敕令赐紫，先享受一下三品高官的着装待遇，待时机成熟再转为实职。这在官场上是常有的事。不过，这样做要选准时机，掌握火候，绝不可胡来，否则便会适得其反。
　　唐代宗时有个宦官鱼朝恩，本来是个红得发紫的典型。代宗不但让他掌管军队，参与朝政，而且居然要他负责教育系统，主管国子监。不过，这个鱼朝恩得志便猖狂，朝廷大员商议要事，他只要未参加便要大骂：“天下事有不由我乎？”皇上听了自然很不高兴，因为自己的位置让人占了。还有一次，鱼朝恩给养子弄了个穿绿色官服的内给使，结果小鱼上班头一天便和同事干起来了。于是鱼朝恩第二天找到代宗说：“臣子官卑，为侪辈所陵，乞赐之紫衣。”没等皇上应允，其手下已经拿出紫衣，套在了鱼子身上。代宗无奈，只好干笑曰：“儿服之，大相宜。”但没过多久，老大便把老鱼给“卡嚓”了。
　　所谓红得发紫者，其实大都还是奴才，一旦惹翻主子，难免由紫而黑。世上偏有人乐此不疲。悲夫！■